最高检工作报告中提出，「力防企业因案陷入困境，进一步抓实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释放了哪些信号？
企业合规改革试点，是这两年检察机关推行的重点工作之一。3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2022年工作报告向代表们汇报了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工作实效。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疫情多点散发，经济承压，更需以法治稳企业稳预期、保就业保民生。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13.4万人，同比基本持平。力防企业因案陷入困境，持续落实对企业负责人涉经营类犯罪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提出适用缓刑建议等检察政策；涉企等单位犯罪不起诉率38%，同比增加5.9个百分点。
2020年3月，最高检部署在6个基层院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2021年3月起，在总结**批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最高检部署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10个省份开展第二期试点工作，试点院范围扩大至61个市级院381个基层院。试点工作中，检察机关在拟依法不捕、不诉或者提出轻缓量刑建议的同时，督促涉案企业作出合规承诺、落实合规整改，做实既“厚爱”又“严管”。
自2021年3月最高检部署开展第二期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至12月底，10个试点省份共办理涉企业合规案件600余件，其中适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案件300余件。一些非试点省份也在法律框架内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涉案企业合规工作。
检察院的企业合规试点为时不短，方兴未艾，对于企业合规的观察和讨论本就是行业内部的新常态，譬如企业合规监督考察制度的适用对象、合规整改与验收的标准、合规监管人制度的困境与出路、刑事合规与行政合规的衔接等问题都引发热烈反响，然而观察和讨论脱离不开实际案例，由此不妨从最高检发布的典型案例入手，谈谈一个旁观者对于企业合规的看法。
一是试点企业特点。从试点企业来看，我们跟国外的企业合规有所不同，欧美是对大型/跨国企业合规比较重视，我们试点则是先从中小微企业着手，从实践来看，试点自然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既是对此类企业现状的认识，也满足了中小微企业合规从轻的需求。
二是制度化规范。我们所能看到的两批典型案例，发生在各地试点进度虽然存在差异，但绝大部分试点单位都制发了用于指导试点工作的规范性文件或工作方案，内容一般涵盖企业合规的工作原则、适用条件、工作流程、第三方监督机制、文书样本等。
三是适用犯罪特点。以第二批案例为例，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案例中，涉税类、走私类、非法集资、侵犯知识产权等经济犯罪法定刑在三年以下的轻罪案件居多。
自然，企业合规不是简单的对轻罪的原谅，而是企业犯罪的一种新兴的治理方式。
不过，这里有个有趣的问题：对轻罪的涉案企业适用合规不起诉，只是合规不起诉制度在实施当中的一种结果呈现，并不必然排除对重罪的涉案企业适用合规不起诉。譬如试点的上海金山区检察院规定，对可能给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也可以有条件地适用。